日本人占据津门后，一些本就不正道的渣滓立马就投靠了日本人，像那个被称作“津门教父”的袁文会，还有“大耍巴人”刘广海、王士海、佟海山啥的，全投靠日本人了。他们替日本人干了好多缺德事，卖妇女、卖鸦片、抓抗日志士，简直是恶事做尽。

这几个在当时被叫做“东西北中四大霸”，其中袁文会最厉害。他们的身份可不只是天津人口中的“大耍”，实际上跟上海青帮有关系，是北方地区的青帮弟子。

虽说天津人满嘴都是“大耍袁文会”，但其实袁文会算不上大耍，真正的“耍儿”应该是李金鳌、王金波、洪三爷、穆二爷那样的好汉。

那袁文会到底算啥呢？我个人觉得他就是个流氓头子，虽说他早先也当过“耍儿”，可后来性质变了，把“耍儿”的那股好汉气概给丢了，就剩下缺德了。

早在抗战之前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就在天津招兵买马，利用在天津街市上混的那些无业游民、地痞无赖、狗食狗烂儿、青皮混混，组成了便衣队（又称日本便衣队），到处去抓抗日学生，杀人放火、敲诈勒索，简直是无恶不作。当年天津还出过“海河浮尸案”，连着好几个月，海河、北运河等河边到处都是“河漂子”，杀了这些无辜人士的，就是“日本便衣队”。

在1937年那个动荡不安的夏天，7月30日这一天，天津城在炮火中沦陷，日军铁蹄踏破津门。随着局势的剧变，“便衣队”的存在价值逐渐消失殆尽，除了少数死硬派汉奸仍留守队伍，其余队员则如尘埃般四散，或沦为伪警，或重蹈覆辙，继续在乱世中为非作歹，祸害乡邻。

这其中，有一个名叫朱英杰的小子尤为惹眼。他曾是街头的一介无赖，借机混入了便衣队。待队伍解散后，朱英杰犹如脱缰野马，整日游手好闲，凭借曾效命于日本人的经历狐假虎威，肆意妄为，横行霸道，欺压百姓，甚至对自己的亲生父母都拳脚相向，成为了当地臭名昭着的一霸。

而朱英杰手中的秘密武器，更是助纣为虐。他在离队之际，不知用了何种手段，悄然带走了一支令人生畏的“王八盒子”——那是一把日本军官常用的南部十四式手枪，还有一颗手榴弹和两柄锋利的匕首。这些家伙什让他愈发嚣张，每日都将手枪别在腰间，动辄以枪口对准他人额头，借此恐吓、敲诈，无所不用其极。

就这样，朱英杰倚仗着手中的“王八盒子”，整整横行霸道了两年时光。直至某一天，当他流连市井，无意间瞥见一位住在东开（即今日王串场附近）的侯姓人家的妻子，正值三十出头，容貌端庄秀丽，顿时起了邪念。

朱英杰公然挑衅道德底线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拦截住侯妻，对其百般调戏侮辱。侯妻深知他的无赖本性，起初试图哀求朱英杰放她离去，然而朱英杰却得寸进尺，坚持要侯妻随他回家小住几日。面对如此无耻行径，侯妻只好求助于围观的街坊邻居。几个在当地颇有血性的混混儿实在看不下去，挺身而出与朱英杰理论，但却因忌惮他腰间的那只“王八盒子”，不敢贸然动手。朱英杰眼见围观者越来越多，心中也开始发怵，最终只得悻悻丢下侯妻，狼狈逃窜而去。

在夜幕的掩护下，侯妻带着满心的感激告别了那些热心的邻居，匆匆赶回家中。然而，她未曾料到，那恶名昭彰的朱英杰竟对她贼心不死。

夜幕降临，月光下，朱英杰腰藏匕首与短枪，如同鬼魅般悄悄潜至侯家。他翻墙入院，一脚踹开了房门，那时侯某恰巧外出办事，家中只有侯妻与三个无辜的孩子。

朱英杰露出狰狞的面孔，威胁侯妻道：“你若不从我，我便让你的三个孩子血溅当场！”侯妻心系孩子的安危，无奈只得屈服。朱英杰得逞后，心满意足地留下“明日我再来”的恐吓，便大摇大摆地离开了侯家。

侯妻在屈辱中痛哭，紧紧抱着三个孩子，心中充满了无助与恐惧。黎明前的黑暗里，侯某疲惫地回到家，看到妻子如此模样，心中顿时明了。侯妻含泪讲述了自己的遭遇，侯某愤怒难当，但想到朱英杰的恶名与身上的武器，他只能强忍怒火，自责无法保护家人。

当侯妻提到朱英杰扬言晚上还会再来时，侯某眼中闪过一丝决绝。他取出一柄小镐，仔细磨利了镐头，藏在了门后。又将妻子做针线用的剪刀磨得锋利无比，悄悄藏在了被褥之下。为了孩子们的安全，侯某将他们送到岳母家暂时寄养，自己则与妻子在家中祈祷，希望朱英杰能放过他们。

朱英杰的恶行并未因此收敛。他贪婪地想要再次占便宜，于是晚上再次来到侯家。这次，他更加嚣张，不仅带来了从便衣队偷来的手榴弹，还直接拍门而入。侯某心知不能惊动邻居，以免家丑外扬，只得强忍怒火，打开院门放他进来。

夜色中，朱英杰大摇大摆地踏进了侯家的门槛。他往主座上一坐，居然提出要侯某将妻子让给他，两人做连襟。侯某夫妇惊恐万分，苦苦哀求，甚至提出用金钱来平息这场风波。但朱英杰却毫不理会，他狂妄地宣称，今晚就要在这里过夜，让侯某给他看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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