临近午饭，来人都陆续回家了，只有高明楼和德顺老汉留在加林家里吃了顿午饭，煎饼夹土豆丝，加林家门中的加松嫂子还送来了几盘凉菜。

下午玉智，明楼，德顺老汉他们又说着中午没有说完的话。不过主题很快就转到了加林的身上，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加林的工作，未来的生活问题。

高明楼拍着胸膛对高玉智说道：“玉智啊！你便放宽心，咱加林不是平处卧的，这我敢肯定。关于加林教书的事，我已私下和公社赵书记勾通过了，就等着机会呢，我估计问题不大。”高明楼说完看了一下加林，加林面孔严肃得没有任何表情。

玉智又拱起腰给高明楼和德顺爷爷递烟。等他们点着后，高玉智吭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咱干这号事还得按着政策来，坚决不能搞不正之风，群众睁眼看着呢！另外吗？还要看看加林的意见。”

高明楼吸了一口烟，看了看玉智，又看了加林，和德顺爷对了一下眼，目光又转向玉智，“啊！玉智，现在，就有一个营生，很适合加林，只要他愿意，明年开春工程一上马，加林就能上班，比在土窝里刨强多了。工作又不太累，待遇还可以，只要加林愿意，这事现在就可以定了！”“你先说说看！”玉智情绪有点激动，高明楼就把城关建筑队需要一个电工的情况说给了大家，建筑队刘志杰队长捎话让给他找一个电工，关键是人要靠得住，高明楼又向大家说了他们之间的关系。

窑掌的土炕上加林的母亲和玉智的妻子妯娌两个谈得也很投缘，过了一会儿，张蕙芳从一个军用大提包里拿出的东西摆了一炕……

太阳离牛头山越来越近，就在玉德玉智哥俩说着体己话的当口儿，明楼从家里给玉智带来了一袋子土特产，德顺老汉也捎来一捆自己种的旱烟。

临走时，在窑门口，高玉智拉着高玉德的手说道：“哥啊，哥！你和嫂嫂心里也不要太熬煎了，我会把加林看得和我的孩子一样的，加林的事情我一定会放在心上的，这人来到世上谁难道还没有三难两折的，我过去扛枪打仗时连命都豁出去了，受伤几次，这不都活了过来！”高玉智说着就拍了一下加林的肩膀，说道：“嗯，加林呀！什么都不要怕，挺起胸膛，好好做人！”加林的婶也拉着加林的手苦口婆心地安慰着。

告别间，当高玉智得知加林准备利用冬闲挖窑时，他看了看场地，他对哥哥说，他打算退休后回老家养老，借此也给自己留上一孔洞窑，并嘱咐加林不要太劳累，照顾好父母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箍窑的一切费用都由他来支付。

直看到吉普车开出川道以后，加林才转过身，他疾步地向家里走去。回到家里，他无比激动地看着二爸高玉智送给他的自行车。此时的加林就像打了一瓶鸡血似的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大脑里很快就理顺了冬月的活动安排，接着他拿出了一张纸在上面写道：

将兔窝收拾好；

用钢筋焊两个兔笼；

闲了就挖窑；

买蓝塑料带缠车子三角架；

……

晚上，躺在炕上，加林还在琢磨着他的叔父高玉智。二十几年来，他只见过叔父两次，都是在他落难的时候，看来亲情比什么都重要。

加林起初对叔父的了解，那还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。加林记得，一九六七年冬的一天晚上，他睡得迷迷糊糊，听到从大队开完会回到家里的父母在低声地谈论着一个人，他只是细细地听着，“唉，但愿玉智能过了这一劫，听说当官的都犯了事！？”父亲对母亲说着，语气里明显带有一种伤感，油灯映着母亲那苍白的脸，丝毫没有表情，沉默了好大一会儿，加林才听母亲慢慢地说道，“你弟弟玉智，我又没见过面，就知道个名字，他现在是好是奈，我咋能知道呢？这二十年来，他就来过一封信，说是成了家，有个娃娃，婆姨还是王胡子（王震）给发的。”母亲说着，停了一下，似乎还想说些什么，但终究还是没有说出来，父亲除了吸烟就是叹气，“去新疆的路实在太远了！”

那天晚上，加林没有一点睡意，他就像莫泊桑小说《我的叔叔于勒》里面的“我（若瑟夫）”把叔父于勒的信当做福音书那样，想着叔父写给爸爸的那封家信。几十年没音信，信的内容绝不是妈妈说的那么简单。

第二天，加林一起身便问起爸爸，“爸爸，夜晚上，你和我妈谈到叔父，说他在新疆部队上，他还给家里写了一封信。”高玉德还没有反应过来，“爸，叔父写给你的那封信，现在还在吗？”高玉德听明白了，他沉思了半会儿，说道，“唉，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，那信比你还大，早都卷旱烟吃了。”加林听完感到很沮丧，一副失望的样子，高玉德又补了几句，“那封信还是你明楼叔给我念的，有三五张子，用毛笔写的，字有麻钱那么大。念完后，我只记得你明楼叔说过的一句话，部队上真是造化人，玉德哥呀，你看玉智这毛笔字，比秀才还写得好。过了十头八天，我叫你明楼叔给你二爸回了信。”打这以后，加林才知道他竟有一个叔父叫高玉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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