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居益请发军饷

三月二十八日，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奏说：“关中地区作为国家九边军事要地的一半重心所在，所需的军饷供应相较于其他省份翻了一倍。近期国家动荡不安，财政紧张，延绥、宁夏、固原三地驻军的军粮已经连续短缺长达三年。去年全省遭受严重旱灾，家中如同罄口朝天般贫穷，田野间不见青草生长，边境地区的粮食价格飙升，一斗米的价格涨至四钱。军民生活陷入极度困境，失去了安居乐业的信心，极端贫困之下人心思变，盗匪蜂拥而起，经常听说各地频繁发生打劫杀人事件。

正值春荒之际，粮食供应更加困难，难以支撑，一些狡猾的盗匪和逃亡士兵相互勾结，愈发嚣张，成群结队的武装人员身穿盔甲、敲响锣声，在西安周边地区横行霸道。这些人在耀州、泾阳、三原、富平、淳化、韩城、蒲城等地肆意烧杀抢掠，导致房屋被毁、财物牲畜被洗劫一空，乡村变为废墟。尤其是泾阳、富平两地百姓受害尤为严重，遭到屠杀、强奸和破坏，景象惨不忍睹，幸存者也是惊恐万分，扶老携幼却无处可逃。形势严峻至此，江山社稷十分危险。

我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，主要是由于饥饿的军队频繁哗变，加上城中的亡命之徒纷纷造反，经过数年的发酵，局势逐渐失控，发展成为无法遏制的大火燎原之势。当前应对之策在于，要想平定叛乱必须首先控制住离散的军人，而要核查军人情况则首先要解决拖欠已久的军饷问题。如果军饷不足，士兵们吃不饱饭，战马缺乏饲料，空着肚子扛枪作战，即使是亲如父子也无法保证彼此忠诚，那么军政长官又怎能驾驭得了这群日益嚣张傲慢的士兵呢？现在唯有尽快发放三十万军饷来满足需求，或许能够在短期内阻止军队哗变和民众起义的进一步扩大。否则，崤山、函谷关以西地区可能会出现军队溃散、局势无法控制的局面，一旦关中局势剧变，巴蜀、山西、湖北等相邻地区也将受到影响，动摇全国稳定大局，届时国家可能会出现不忍言之事。”

无锡灾荒疏略

从天启四年至天启七年（公元1624年至1627年），无锡连续两年发生了大规模洪水，一年出现了严重的旱灾，后一年还爆发了蝗灾。前一年的八月初旬到中秋以后，田间又突然滋生了一种异常的昆虫，这种昆虫没有明显的爪和牙齿，却能潜入稻禾根部和节部，进而蛀蚀稻心，一旦触及禾苗就会使其死亡。灾情迅速蔓延至整个县区，几乎没有一片庄稼得以幸免。当时，有的农民夫妻俩在田间抱头痛哭后跳河自尽，有的哭泣之后回到家中选择上吊自杀，有的听说邻居自杀后便纷纷仿效。直至如今，还有饥饿的妇女辛辛苦苦织布积累，打算换取米粮，但在织布过程中身亡；有的父子将木柴磨碎，试图做成可以充饥的饼状食物，却噎食而亡；更有民众只能吃树皮、吞石粉，最后痛苦死去。这些情景令人痛心疾首，实在无法一一详述。

太尊（地方最高行政长官）回复公文时提到，五邑之中只有靖江没有遭受灾害，江阴虽然也有害虫但并不算特别严重，仅受到约十之二三的损失。而无锡、宜兴、武进三县则是全面受灾，没有一处没虫的，没有一家田地不受侵害的。三地比较，武进县的受灾程度约为八分，无锡县和宜兴县则几乎达到九分灾的程度。

太尊（地方最高行政长官）名为曾樱，是江西峡江人，万历四十四年（公元1616年）考中进士。当灾情发生时，他正好进京述职，每三天就要去户部哭诉一次，坚决要求朝廷采取措施以解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，然而时任总督仓场的郭允厚以及户部尚书王家祯对此坚持不予采纳。

译者注：1.此时明朝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，东北后金的崛起、西北边患、江南经济基础的动摇以及朝廷内部阉党和东林党等党派斗争激烈，都使得政府在应对地方灾难和军事危机时显得力不从心。而地方官员如南居益、曾樱等人的努力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关心民瘼、力图稳定地方局势的决心，但在整个国家机器运转不畅的大环境下，其个人的努力往往显得杯水车薪。

假设当时朝廷能够及时调整政策，集中财力物力优先解决关中地区的军饷问题，同时加大对无锡等地灾荒的援助力度，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，遏制社会动荡的趋势。然而，历史的实际发展并非如此，明朝的内忧外患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衰亡，而这些具体的危机事件和地方官员的应对，无疑加深了我们对明末社会危机的认识，并提示我们在国家治理层面，如何更好地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、合理分配资源以及有效应对突发事件，是维持社会稳定、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课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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