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因为有专业律师的存在，法官们必须要很谨慎，因为你想给一个犯下了过错之人来定罪，那么就必须要做到任何一个环节都无懈可击，否则便有可能被律师利用某个环节拖时间，或是申请仲裁、提出上诉等等。

正常来说，景唐和北魏的制度是不会支持这么做的，尤其是面对平民百姓，下了决定之后便不会再轻易收回，可在五州就不行了，很多律师是会为罪犯‘保驾护航’的。

当然这不是说他们要庇护罪犯，事实上很多律师是不接官员犯罪案的，便是平民百姓，一旦证据确凿，律师们往往也是不会接的，就算是接了，也只是保障犯人应有的权益，比如尽量保证罪犯获得一个应有的惩处，而不是过轻或过重。

只要能保证法官能做出合理的判决而不是往重了判，便足够让罪犯们趋之若鹜了，毕竟没有律师的话，罪犯们往往也不会有相应的专业知识，并不知道法官对自己的判决是不是过重。

对法官来说，最终判决也会尽量保持在合理范围，一旦过重，甚至都不需要有人为此翻案，只需要监察官们先来无事，翻翻档案，看到了资料，觉得法官判决过重，便有可能深入调查，有可能会推翻案件的。

对一位法官来说这也是相当致命的，就算你已经退休了，不干了，告老还乡，被翻出来的话也一样会被追责，并且给予罪犯一定的补偿。

所以最好的办法便是公平公正，在合理范围内进行判决，而一位铁面无私，嫉恶如仇的法官，是会深刻影响到判决的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，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，便是五州的法律也是有波动的。

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原心定罪，其波动幅度还是非常大的，同样是偷一只鸡，法官有可能认为你是初犯，年纪较小，能够悔改，只要认错态度良好，愿意服从监管，说不定还给你来个无罪释放啊，后续只需要去按察使那里按时报到，服从监管令，持续交钱也就可以了。

如果法官认为你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，严重影响到社会价值观，指不定就是死刑了，所以说这个波动是非常大的，也很看法官本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

如果是殿下来做这个法官呢，那殿下说你这个人有什么罪，其他人多半也没有异议，只要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，恐怕连个反对的人都没有，这就是法官这个职位的有趣之处了，当然对犯人来说或许没有那么有趣。

我这个人，可能有些人知道，有些人不知道，在花城之中生活过的人应该都是知道的，我对待平民百姓是比较好的，只要认错态度良好，我往往也会给一个新生的机会，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嘛，得给人一个机会，不过我个人会在监管令中给出的期限，给的时间要长一些。

比如说一个人犯下了过错，底线是服从监管令三个月，那我多半就会延长到半年之久，但是在法律定罪之上我会显得比较宽容，量刑较轻。

主要是我认为一个人如果知错能改，我们就应该给他一个机会，但犯错了不能没有代价，所以要延长监管令的时间，来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悔过了，是不是真的改过来了，这么长的时间也能够给他更大的警醒，让他清楚地认知到自己这件事的确是做错了。

可面对官员，我往往会比较严苛，在定罪上会较为严格，往往都是按照最高级别来处理的，如果是那些做错的事影响较大的，则会特别表明此人知法犯法，应当从重从严，故认定为以下判决......就这种格式。

在五州，有很多法官都是这么干的，没有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庶人这种说法，反而是反过来了，面对官员，职位越高惩处便越是严重，犯了错连告老还乡的机会都没有。

这一点需要和大家说明一下，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干，而是大家都在这么干，看起来好像跟以前完全相反，官员犯法不仅要跟庶民同罪，反而还会更加严重，并且大部分时候是不允许保释、减刑的，这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。

当大家都有了共识的时候，官员们也会想所有法官都是这么做的，那边是想从轻发落都没门，会考虑到犯罪成本，从而减轻吏治上的压力。

大家都知道我是花城大学出身的的，在学习的时候我就考虑过这个问题，也思考过面对所有官员是不是都应该怎么做呢？

当时我也没给出一个很确定的答案，因为终究是没有去做的，而在座上了法官的这个位置之后，见得多了，我反而坚定的认为就是应该这么做，在这里我便说一说我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。

其中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人们清楚地意识到，做一个行业时，不仅有做好这个职位的责任，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责任感，而不是个人的问题。

在座的各位都是学者，大家各有各的学术方向，各有各的技术，可无论你是什么身份，是什么样的学者，既然走进了学术领域，那么就理所应当的要保证自己的学识、自己的技术对这个世界是有益的，是运用在正确方向上的，至少也要尽力往这个方向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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