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应的，粮商们的收购价，也是冲着三十钱飞奔···

今年，关中几乎必然会迎来一次平均亩产四石以上的大丰收，按照每家每户都有百亩田来算，就是人均收获粟米四百石。

但相较于孝怀皇帝四年时的场景，今年，关中百姓的日子，必然会好上十倍不止···

当年，关中农户收获粟米四百石，一个十五税一的税率、百二十钱的口赋，就要去掉将近五十石！

剩下三百五十石卖到粮商手中，也不过价值一万零五百钱而已···

按一家五口人算，一年的口粮是一百二十石；而丰年的粮价，会在秋收之后的来年开春，百姓要买口粮时回涨到七十钱左右。

就这样，一个大丰年赚下的一万零五百钱，光是这家人的口粮，就要花去将近八千五百钱。

剩下两千钱，够干什么？

一家五口人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逢年过节添置新衣，能够用就不错了！

这也是封建时代的大多数时候，百姓的生存现状——丰年，往往并不意味着发了笔财，而只是意味着这一年，九成九以上的农户能保证不挨饿。

今年的状况，无疑就是让所有封建时代的农民，都趋之若鹜的状况了。

同样是每家每户都四百来石粟米，但税率，却很有可能会延续去年‘三十税一’的比例，也就是大概十三石粮食。

口赋更是被当今刘弘一纸诏令，无限期降到了每人每年四十钱，算下来一家五口上缴的口赋，也就是两石粟米左右。

四百石粟米，交完税赋，百姓手里还能剩至少三百八十石，能从少府换回足足两万八千五百钱！

而一年的口粮一百二十石，从少府按每石九十钱买，也就是一万零八百钱；百姓手里，还能剩下一万七千多钱！

这意味着什么？

光是拿孝怀四年的丰收，和今年的丰收对比，关中百姓‘平均家庭可支配收入’，便从当年的两千钱，涨到了今年的一万七千钱！

涨了足足八点五倍！

要是再算上年初，关中百姓从冬小麦上得到的‘额外收入’，这个比例甚至很可能达到二十倍！

孝怀皇帝四年，到现在才过去多久？

不过六年而已！

六年之内，准确的说是在过去这短短的一年，汉室百姓，起码关中百姓的年平均可支配收入，便暴涨了二十倍以上！

这样的盛况，是整个汉室历史，乃至于整个神州大陆头一遭！

看着口袋里从未出现过的一枚枚铜钱五铢，关中百姓终于反应过来：粮食保护价政策，或许并不是只简单起到‘稳定粮价’的作用。

自然而然的，关中百姓的皇帝刘弘的信任，也是嗡时暴涨。

说起来，在华夏上下两千年封建历史上，刘汉皇帝，几乎算是最好骗老百姓的马甲了。

放在其他任何一个时代，都绝无可能成功的操作，在汉室却往往会有一半以上的成功机会。

比如某位爷一封罪己诏，就硬生生把天下群雄并起、遍地农民起义的末世之相，重新拉回了正轨。

说到底，还是老刘家的皇帝们，把‘爱民如子’的人设立的太好、太坚固了。

——刘邦入关中秋毫不犯，与民约法三章！

——惠帝刘盈在位不过七年，便得谥‘惠’！

——文帝刘恒节衣俭食，宫中姬嫔群不拖地！

这一代代‘仁君’，一位位影帝的接替努力，在整个有汉一朝，都形成了‘皇帝永远是好的，坏的都是下面的官’的普行价值。

也正是这一位位先皇，在汉室百姓心中留下的‘面子’，才能让后来的汉天子具备一种神奇的特权。

——无论犯了什么错，只要能乖乖低头认错，努力改正，就绝对能得到天下绝大多数百姓的追随！

说白了：这样的西汉王朝，绝无可能断绝于农民起义、外敌入侵之上，只可能是被自己消灭。

而关中百姓不知道的是：今年，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‘丰年’。

原因很简单：丰年之所以被称之为丰年，正是因为这一年的收获，比过往和未来几年都明显多出一大截。

但若是每一年，田地产出都达到同样的高度的话，就不会再被称之为‘丰年’了。

‘丰年’的判断标准，也会自然而然的提高。

在后世的历史记载当中，汉正武元年，被看做汉室正式脱离开国时期的混乱，大踏步走向盛世的开端。

而这个开端带来的，是长达十五年的‘康武之治’，及之后稳定维持共一百八十余年的太平盛世···
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“于南越王赵佗一事，长安城中，可有何物论？”

负手屹立在未央宫宣室殿外的眺望台，看着长安街头的熙熙攘攘，刘弘面上流露出一丝由衷的傲然。

还记得两年以前，刘弘刚穿越到这陌生的世界，整个长安城，都被笼罩在混乱、恐惧，和饥饿之内。

短短两年的时间，长安城内就已经发生了如此显着的变化，这无疑是对刘弘夜以继日的工作，给出的最大褒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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