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要不，只开山，依旧不让开采矿石？”

毕竟对寻常小老百姓来说，挖矿什么的，还是太遥远了些；百姓最在意的，还是吃饱肚子。

对豪强巨贾而言，就截然相反了：什么打猎捕鱼，砍柴捡木之类，根本没有什么诱惑力。

开山而禁矿，不止可以起到扶持百姓的目的，还可以压迫豪强勋贵借此牟利，与中央作对，一举两得。

暗自下定决心，刘弘抬起头，望向眼前，正局促的捏着袖角，满脸忐忑不安的中年男子。

微翘起嘴角，刘弘尽量以最温柔的语气开口道：“汝···”

刚开口，中年人便仓皇跪倒在地，言辞杂乱而又慌张：“陛、陛下，草民罪该万死，陛下赎罪啊！！”

一副坦白从宽的模样，惹得刘弘一愣，旋即摇头失笑。

“朕是说，汝姓甚名谁，乃何方人士？”

刘弘话还没说完，中年人已经是满头大汗：“民乃长安何家寨人，贱名广粟···”

闻言，刘弘暗自点了点头——广粟，相当浅显通俗的名字，与后世近乎烂大街的若男、发财一样，都属于老百姓最纯粹的表达自己的期望：广粟，多点粟米。

再打量一番这个自称何广粟的中年男子，头顶黑白相间的枯发被束起，以一根木簪固定，面上胡须似是从未被打理过，显得杂乱卷曲；略黑的面容带些枯黄消瘦。

这，应该就是此时底层百姓最真实的写照：所有的时间和精力，都专注于生存，对其余的事根本无暇他顾。

打量着何广粟，刘弘余光瞥了一眼紧盯自己面色的柴武，心下也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

温和一笑，刘弘令何广粟起身，柔声问道：“前时少府放粮，汝家可买到口粮？”

闻言，何广粟慌张的面色稍归淡定，语气也从容了些：“陛下仁慈，开内粮以拯民于水火，坊间皆称陛下乃圣德之君！”

“民幸甚，购得粟米四石许。”

说着，何广粟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

刘弘亦是淡笑着点头：“如此便好。”

言罢，又话头一转，面色依旧和蔼温煦：“家中既有余粮，汝因何私损山林？”

情绪逐渐平复的何广粟顿时一慌，刚忙低下头：“陛下饶命···”

“唉~朕又未言欲怪罪于汝！”

强行打断何广粟喋喋不休的求饶声，刘弘稍吸一口气，略显严肃道：“朕生于深宫，长于妇人之手，不知民何其乐、何其苦、何其哀。”

“老实作答便是：因何伐木损林？”

忐忑的抬起头，小心翼翼的瞥了一眼刘弘地面容，何广粟又赶忙低下头，强自镇定道：“禀陛下，民自少府够得粟米四石，然家中无甚余财。”

“小女年近二八，按制，当为婚配之龄；然小民家贫，勿有钱财置陪嫁物什，欲寻亲事，亦是难上加难···”

说着，何广粟的语气便带上了哽咽：“小民家中唯薄田三十亩，所产不过粟米百石，堪足家中用度；积财根本无从说起···”

“小女无亲可寻，官府又催之甚急，言再不嫁人，便要罚金。”

“民别无他路，唯铤而走险以伐山木，以柴木贾于市，换些铜钱，以备官府罚金之用···”

听着何广粟绝望的倾诉，本欲以此作为改良版‘许民弛山泽’令开端的刘弘，顿时默然不语。

西汉初年，天下凋零，百姓十不存一；人口基数底下，国家的税收达不到标准，国家财政不足以维持庞大的官僚系统，就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掌控能力迟迟无法提高。

为了提高税收，改善国家财政状况，刘邦简单直接的下令：女子年满十五必须嫁人，否则就要罚款！

这个规定，自然使得百姓为了逃避高昂的‘晚婚罚款’而早早结婚，然后在这个毫无避-孕措施的时代疯狂生孩子。

有了不断出生的孩子，国家人口基数激增，税收增长，国家财政得以改善，但百姓家庭负担却越来越重，家中的百亩良田，更是经过一代代分家，而变成武帝朝时的‘一夫五口治三十亩田’。

——就那三十亩田，还是大多数人家可望而不可及的远大目标！

在后世研究西汉历史时，这个政策就让刘弘纠结不已：不鼓励生育，国家就要贫穷，鼓励了，百姓又要越来越穷，究竟如何是好？

但现在，亲自来到这个时代，成为皇帝之后，刘弘才发现：鼓励生育对百姓的伤害，还远不止于此！

像何广粟这种田亩较少，每年种出的粮食只够维持生活的家庭，根本没有财力去支撑家中的女儿嫁人！

没钱置办嫁妆，那就只能认罚，乖乖缴纳官府的罚款；原本为了鼓励百姓早婚早育，而设定的罚款，就这样成为了进一步加重百姓负担的大山。

甚至于那些原本有能力攒下钱财，等以后给女儿嫁人用的家庭，所挤出来的微薄钱财，都得用来缴纳罚款。

“唉···难呐···”

暗自哀叹着，刘弘便顿觉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些。

归根结底，这个状况之所以出现，还是因为整个国家处于一个贫穷的现状。

鼓励生育与否，其实就是一道选择题：究竟是让国家穷，还是百姓穷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刘邦的选择是明智的：只有国家先富裕起来，才能带领国民走向富强；可若是百姓富裕了，那国家就可能陷入混乱。

但对于身为后世人，具有跨越两千多年广阔视野的刘弘而言，这件事还有第三种选项。

——为什么要做选择题？

小孩子才做选择题，成年人都要！

在刘弘看来，国家的富裕跟百姓的富足根本不冲突。

为什么非要通过压榨百姓，来达到使国家富裕的目的呢？

这也是封建统治者的局限性：国家财政收入，主要来源应该是税收。

但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有志青年，刘弘非常明白：如果一个政权建立在农税之上，那这个政权就永远摆脱不了贫穷。

国家财政的最佳来源，还是商税！

当然，以商税作为国家财政来源，需要足够发的商业，以及规模庞大的手工业，这都需要足够坚实的农业基础支撑。

所以，刘弘接下来需要做的事就很明确了：种田。

提高粮食产量，提高可耕地面积，保证百姓能吃饱肚子，能从田埂抬起头，基础时间，在种田之余从事手工业生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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